公元756年，马嵬驿兵变，曾经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杨贵妃被赐三尺白绫，香消玉殒。史官笔下，大唐盛世崩塌的罪责，被毫不迟疑地压在了这柔弱的肩膀之上，仿佛安禄山那如雷霆般的叛军铁蹄，只为一个女子而踏碎河山。

但历史真相，又岂能如此轻率定论？

杨贵妃在玄宗晚年的确处于荣宠的巅峰。堂兄杨国忠借其声势飞黄腾达，身兼四十余职，权势熏天。杨国忠与安禄山因权力倾轧早已势同水火。安禄山起兵时，更是公然以“忧国之危”、清除皇帝身边的奸臣杨国忠为口号。杨贵妃的裙带关系确实为杨国忠铺就了登天之梯，使其成为叛乱者用以煽动人心的显眼标靶。

然而，若将一场几乎颠覆帝国根基的巨变归咎于一个女子的裙带关系，岂非太过简单？

安史之乱本质是一场深刻的政治与军事制度危机的总爆发。玄宗为开疆拓土，在帝国边疆设立十大节度使，并赋予其军事、财政与行政全权。安禄山一人就执掌平卢、范阳、河东三镇，精兵近二十万，占全国兵力近半——如此庞大的利刃悬于帝国咽喉，祸根早已深埋。

玄宗晚年沉溺于《霓裳羽衣曲》的华美，朝政日益荒疏，将权柄交付李林甫、杨国忠之辈。李林甫为巩固权力，刻意排挤文臣，纵容边将拥兵自重；杨国忠继任后，更是轻率挑衅手握重兵的安禄山。朝堂之上忠言之路阻塞，帝国中枢对地方强藩的掌控力已如朽索。当杨国忠屡次向玄宗进言安禄山必反，这反而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——安禄山恐惧失去皇帝信任，最终在恐惧中铤而走险。

杨贵妃虽身处风暴中心，却非风暴之源。她未曾垂帘听政，更无左右朝纲之实。她的存在，不过是帝国昏聩时一个最显眼的符号，一面被树起的鲜艳旗帜。当盛世危机深重到无法转圜，权力者便习惯性地将倾覆的罪责推给一个柔弱身影，让她承担起本不该承受的历史重压。安禄山反叛，要清的是杨国忠这个“君侧”，而非杨贵妃。她的悲剧，是在帝国权力崩塌的巨大漩涡中，被“红颜祸水”的叙事逻辑牢牢锁定，成为宏大历史叙事中最凄艳的替罪羔羊。

大唐由盛转衰的伤口，实则是长期制度失衡、中央权威瓦解与帝王怠政结出的苦果。杨贵妃的悲剧，更多是帝国崩塌时被权力逻辑选中的牺牲品。当历史把王朝的倾颓轻易系于女子罗带之上，我们需警醒：真正让帝国失重的，从来不是红颜的娇弱，而是权力巅峰上被遗忘的千钧之责。 繁华幕布后那无人认领的沉重枷锁，方是盛世悲歌里最沉痛的叹息。